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监管全覆盖。

（四）实行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制度。二是全国抓紧开展土地摸底调查，根据土地规模化种植适宜程度，将农地分为国家级、省级粮食基地，明确国家级和省级粮食基地的土地原则上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负责并购，其他土地由市县国有企业负责并购。

（五）实行农民市民化政策。发行基础货币并购农民土地的操作主体是国有企业，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为了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鼓励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主体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四）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阻碍了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广大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险、教育和城市公共服务等现代文明成果。同时，为了保证农民转市民后，国家社保基金支付能力不减弱，城市功能不受影响，可以考虑从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中扣除一定费用，充实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和社保基金，以满足农民身份置换后的需要。

发行基础货币通过国有企业并购农民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关系粮食安全、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规定。为此，建议借新冠疫情国家实行量化宽松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机会，由人民银行发行基础货币，引导银行资金进入农村农业领域并购农民土地，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市民化。两方面的综合作用是推动货币供应机制由传统的外汇占款型过渡到主权债务型。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通过买卖国债来获取流动性，而央行则通过吞吐国债来影响流动性成本，即利率，从而使建立在国债收益率上的短端利率向远端传导，推动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走向间接调控。由此国债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标的物而具有重要地位。但自2015年后，这一双顺差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资本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另一方面经常项目顺差也呈趋势性减少。由于其基本属于赤字融资的范畴，应受到约束，特别是金融市场纪律的约束。

政策界和学术界之所以担心财政赤字货币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赤字本身具有无限扩大化倾向，最终必然会透支中央银行，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摧毁金融体系。外汇占款模式的货币供应是在过去中国国际收支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情形下自然形成的。

也就是央行利用有别于商业银行机制，可以先形成资产，随后再扩大负债，即创造货币的办法为商业银行注入资本。众所周知，相对于数量型直接调控，价格型间接调控平滑性更佳，前瞻性的预调微调能力更强。此时，如果央行在货币市场进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便可通过影响短期利率达到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斜率的目的，即实现短期利率向远端传导的目标。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央行应有独立性。

例如，用法律将一般性财政赤字率固定在一个比例上，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滚动发行，这样市场就有稳定预期，相应地，也不会扰乱金融秩序，并使货币供应稳定化。从而，从收益率曲线上观察，因其远短于国债期限，使其利率的传导效果不如国债。它涉及到宏观调控框架建立和完善的重大问题。这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及变种。

反过来功能财政也可介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操作，通过特别国债或定向或促使央行购买而使其资产负债表结构化。这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制度保障的大规模赤字融资，后果难料。

为此，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真正成为商业银行外，还需要使其资产负债表健康化，注入资本，剥离不良资产。如果仅认为货币是流通手段，它必须与流通中的商品总额恒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一直是改革的重点环节和重要领域。我们认为，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核心含义所在，其目标是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而功能性赤字则对货币政策意义不大，甚至具有负效应。囿于当时的财政状况，注入资本这一任务是由央行进行的。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持续服务于财政目标，尤其为国有企业解困，致使其全部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而坏账高企不下，资不抵债使其难以持续经营。如果上述改革能顺利展开，中国尽早建立符合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是有基础条件的。

因此，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赤字融资，或者说是财政货币政策为提高总需求而在开支上的简单协调问题。我们认为，除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独立于财政外，财政赤字也应该有硬约束，并透明化。

用凯恩斯的语言表达，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在这里，由于货币数量可以影响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从而是非中性，至少短期是非中性的。

财政和央行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也正是在这种争论面前，促使财政货币当局尝试用特别国债的方式将模糊的界限清晰化。一旦土地价格下跌或者地方财政不再担保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紊乱。

一种可行的操作是银行准备金置换国债。更为重要的，这一置换也可为财政筹措大笔资金，除应对不时之需外，如果更激进一点，可将央行的外汇储备买出来，形成真正的国家外汇储备，不仅为人民币走向全面可兑换创造前提条件，而且为制度化的主权债务型货币发行机制奠定基础。最后，就当下流行的MMT（现代货币理论）做一点评论。一旦这一利率传导机制建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就由现在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数量型直接调控转变为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间接调控。

由此，可以认为，只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强化财政纪律，遏制地方债务持续上升的势头。稳定的一般性财政赤字在货币政策中有意义，以此为基础的国债发行是金融市场无风险收益曲线形成的基础，而央行通过吞吐国债来形成政策利率，可进行宏观调控。

我们的看法是，面对MMT，制度约束的头等大事SDR的价值由基金组织基于一篮子主要货币确定。

实际上，SDR和货币不能划等号。SDR分配不需要以对应的篮子货币发行为基础，因此也不会直接引起货币创造。

还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自SDR创立之初就有的疑问，但不能将这些关切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估算，如果基金组织分配5000亿美元SDR，76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可获得220亿美元SDR，其总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9%（其中22个国家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20%）。进入专题： SDR 新冠肺炎 。这对缓解危机、提振信心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SDR普遍分配确实存在一些关切。因此，SDR资源和优惠贷款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SDR利率确实不如优惠贷款成本低廉，但优惠贷款是十分有限的。SDR普遍分配是应对当前危机切实可行的措施。

并且，分配SDR对提升有关国家储备的边际效应十分显着。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迅速就2500亿美元SDR普遍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